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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铭看来 ,取消户籍制度对于人口流动是大势所趋 ,目前少数没有完全放开户籍的地方,只是因为改革不能在一夜之间完成。 从《木兰辞》中南北朝时期为征兵、赋税提供基础条件的人口登记制度,到唐朝的“三年一造户籍”,“户口”从古至今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 ,始终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辅助作用 。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城乡流动人员增多 ,迫切要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2014年 ,国家定下了一个“小目标” ,在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提出,将在2020年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就在距离2020年仅剩数天的时候,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2月25日印发了《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文件中指出,要以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牵引区域流动 ,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 ,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同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从此次《意见》中可以发现,除了北上广深、武汉 、重庆、杭州 、天津、成都等10余个超大、特大城市之外 ,其他所有城市,无论是二线还是三四线,都将获得放开乃至取消落户限制的机会。 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12月26日在接受时代财经专访时认为,户籍制度一直以来所起的作用是在阻碍劳动力的完全自由流动,劳动力的完全自由流动既是世界普遍存在的制度安排,也是国内经济资源 ,特别是劳动力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优化配置的基础。所以在他看来,取消户籍制度对于人口流动是大势所趋 ,目前少数没有完全放开户籍的地方 ,只是因为改革不能在一夜之间完成 。 以下是时代财经对陆铭的专访实录: 时代财经: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对未来二三四线城市吸纳人才是否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 陆铭:会起到促进作用,但作用有限。从整个世界以及中国城市空间布局的角度来看 ,人口往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与超大城市集中,是全球普遍存在的趋势 。 这种情况下,在户籍制度改革推进的时间序列安排里优先放开中小型城市、大型城市当然是对的 ,因为改革需要有一个步骤,但是不能遏制城市人口进一步向500万以上的大城市集中的趋势 ,因为大型的城市创造就业的活力其实是更强的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如果要真正加大户籍改革的话,人口数量在500万以上的城市还要加大改革的力度。 时代财经 :今年多份报告都曾显示 ,最近一两年来中国流动人口分布情况与此前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比如北上广一线城市的很多年轻人向中部 、西南等地区的二三线城市转移延伸 ,这会成为未来的一种趋势吗 ?当前中国城市的人口分布不均衡,而户籍制度真正的弊病也正是阻碍人口的合理流动,使人才资源得不到最优配置 ,那么未来大中小城市在人口流入 、就业等方面的优势程度应该如何看待? 陆铭:不会成为趋势,或者说 ,不能将中国的特定制度和政策管制之下出现的现象理解为规律。假如说这将成为一种趋势或是规律的话 ,那现在一线大城市就应该可以放户籍了,这显然是矛盾的 。 大城市 、超大城市有持续创造就业的机会,从稳就业的角度而言 ,应该是利用大城市、超大城市来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就业。 时代财经 :那二三四线城市的人口会不会出现萎缩?另外 ,除了户籍方面的因素以外 ,二三四线城市如果想要更好地吸引人才还有哪些重要的方面需要考量? 陆铭:我的回答非常明确,不需要 。因为一个地方的就业容纳能力是由这个地方的产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为基础 ,如果一些地方因为地理条件 、自然禀赋资源、要素条件等各种原因限制了该地区GDP增长的话,那么就不应该强制性的通过某种制度安排将人留下来 。 包括日本、美国在内,世界上多个国家都有过此例 ,在人口出现收缩的时候 ,以为加大投资就可以吸引人才,但最后的结果是投资之后人还在继续往外走 ,最终还是背道而驰 。如果是为了创造就业,为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基于现在中国经济形势的情况,恰恰应该加大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带动作用 ,然后在此前提之下,再达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全国中小城市数量很多且有很大的差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地理条件的差异性 。有的中小城市靠近大城市,比如昆山离上海很近,是人口流入的地方,今后的前景是制造业;但是有的城市离沿海地区也远,离大城市也远。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全国人口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大城市以及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都在人口流入,结果一定就会有人口是流出的地方 。 按照地级市来计算,目前全国三分之一的地方人口呈负增长。而那些人口流入的地方并不是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来扭转的,那么对于人口流出的地方该如何吸引人 ?比如适合发展旅游业的地方可以发展旅游业,但是不要指望发展旅游业以后就能把人口负增长趋势得以扭转 ,因为这个城市在发展旅游的同时,别的城市也在发展自身的比较优势,或许创造就业还更多 。 那么该人口流出就要流出,从人口流动现象的个体角度而言,一定是因为个体未来要选择的这个城市在就业与收入机会方面比要离开的城市优越。在这个过程当中 ,个人的福利得到了改进,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就业问题与经济增长都得到了解决。传统思维告诉我们要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 ,但需要注意的是,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并不是帮助欠发达地区的那块地 ,而应该是帮助欠发达地区的人 ,如果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 ,一个欠发达地区的人到上海就业且收入提升、就业增长 ,这其实就属于帮助欠发达地区 。 今年8月26日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到两个重要表述:一是地区之间的利益共享机制;二是有效财政转移支付。发达城市、发达地区或者优势地区 ,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能够更多地为来自于欠发达地区的人创造就业和落户的机会 ,这是利益共享;有效财政转移支付是指 ,有的欠发达地区的人认为到上海能找到好的合适的就业机会,但有的人认为到上海找不到机会,那么这些人就留在老家 。有效财政转移支付是要帮助劳动者从事自己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事情。 时代财经 :此次《意见》里有个表述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意味着什么 ? 陆铭 :从基础设施方面来看,在那些离沿海地区 、离大城市都相对较远的地方 ,应该建工业园区,然后是选择修建通向工业园的道路,还是修通向农村将农产品运出来的道路 ?显然 ,前者与当地的比较优势相违背,而后者才是与当地比较优势相一致。 当推动欠发达地区发展时,一是发展有比较优势的经济;二是提高生活质量。提高生活质量指的是该有的医院、学校是要建的。但要区分一个问题 ,那就是学校是为那些不愿意离开老家的人而建,还是为留守儿童建学校。如果是前者,劳动者不愿意到一线大城市 ,这种情况建学校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是后者,那么学校建在老家 ,很有可能因为农村的人口密度低,建100所学校所容纳的留守儿童在一线大城市只需要10所就可以,显然一线大城市更有效率,更加符合经济可持续增长 ,创造就业、创造收入 ,然后利益共享机制。 时代财经:目前北上广深 、武汉 、重庆、杭州 、天津 、成都等10余个超大 、特大城市没有完全放开或取消户籍制度,未来这些人口流入型城市的人口增长是否会被限制,或者说通过户籍制度一直限制下去?应该怎样更好地理解这些大城市 ? 陆铭 :特大、超大城市人口增长的限制是与经济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 ,中央现在已经强调 ,要尊重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 。至今户籍制度没有完全放开或取消的这些一线城市及少数准一线城市,要将它们理解为是在改革趋势中过渡性的做法,户籍制度的改革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因为这些城市还没有做好准备 ,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 这些至今户籍制度没有完全放开或取消的城市,一是要加快速降低门槛 。尽管户籍没有完全放开 ,但是要加快外来人口的落户速度 。居住年限和社会保障缴纳年限等在落户当中的比重要拿掉,受教育水平放在落户标准里也要拿掉 。除此之外,目前落户名额很紧,特别是最近几年 ,那么未来应该会稍微放松。 二是为未来趋势做准备。原来这些大城市的高中基本上是不对外地人口开放的,初中以下虽然也很严,但还好一些 ,那么今后学校要多开放 ,尤其是高中 。逐渐允许外地人在这些大城市读高中并参加异地高考 。再如医院 、交通以及城市规划里非常重要的地下管线等方面,如果已经意识到未来人口要增长 ,今天的城市建设规划就要与未来人口预测有关 ,要系统地加以考虑 ,否则未来的矛盾就会越来越大 。未来中国不可能始终按照今天的户籍制度来将控制人口(流动),那么如果仍采取这样的思维,一是人口还会持续往大城市里面进入;二是为了让人不要进来,就得把户籍门槛垒得更高 ,这样就造成在一个国家里出现两种人了。现在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全球化,今后对待外国人都要逐渐实行国民待遇,更不用说本国人。 除此之外 ,还要改善产业结构,如果越来越往服务业发展 ,也将减轻或消除环境污染问题。同时增就业的灵活性 、居住灵活性 ,大力发展租房市场 ,能够提高城市对于人口的容量,特别是对低收入者的容量,一线大城市需要多管齐下地治理城市病 。 未来特大、超大城市不只是一个城市,而是都市圈概念,都市圈内部的人口增长和连片发展恰恰是有利于中心城市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及国家经济发展作用实现的。 时代财经 :目前像长三角、京津冀 、粤港澳大湾区这样的区域,通过中心城市的发展带动协调周边城市,是否会成为未来促进就业的重要趋势 ? 陆铭 :中心城市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带动国家经济发展是未来大势所趋,并且也是经济规律使然,但是每一个中心城市在带动区域经济及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量级和所碰到的制度障碍是不一样的 。 从量级方面看 ,沿海三大城市群和相应的中心城市属于国家级 ,地理条件处在沿海地带 ,有着传统的各种资源的积累;从制度障碍方面来看,比如上海作为一个中心城市,如果是完全由市场来配置资源的话,上海要成为一个把半径在50公里到70公里范围之内的其它周边中小城市都纳入到一起的都市圈,连片发展 ,跨越城市或省的行政管辖边界。那么问题就来了,基础设施怎么建 ?轨道交通从上海往外修,规划怎么做?钱谁出?怎么管理? 从人口角度来看 ,以往传统的城市规划都是按照行政管辖边界来管理人口,上海就于2017年出了一个所谓2500万人口的红线。但如果是按照都市圈范围内规划人口 ,比如东京都市圈是3700万人且还在增长 ,那么经测算,上海都市圈的人口数量是3000万。如果要这样去对标 ,上海还有没有必要控制人口 ? 从土地的角度来看 ,如果要是按照上海目前的规划,在行政管辖范围之内,青浦应该发展农业 ,因为上海不需要把面积扩得太大 ,但是如果按照都市圈来规划 ,青浦未来要有轨道交通经过 ,并且现在已经划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了,那么未来可能是打造制造业 、居住等产业功能。如果从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方面而言,倘若按照传统的行政管辖边界来提供的话 ,那就跟区域经济一体化发挥中心城市带动作用的目标相矛盾。(文章来源:时代财经) (责任编辑 :DF512) 郑重声明 :本站发布此信息的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站立场无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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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新年首日央行“送大礼” :全面降准0.5个百分点 ,股市、债市、楼市影响看过来! 【新年首日央行“送大礼” :全面降准0.5个百分点 股市 、债市、楼市影响看过来 !】对股市来说,温彬认为,此次降准有利于提振投资者市场信心,对股市将带来利好。同时,全面降准将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工具逆周期调节作用 ,稳固当前逐步企稳的宏观经济,对上市公司业绩带来提升。楼市方面,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 ,从历史看,只要降准,对于房地产来说肯定是利好,能缓解资金面压力。降准肯定能够缓解房地产企业的资金压力 ,另外对于购房者按揭来说也能够相对获得平稳的信贷价格。(国际金融报) 2020年第一天,央行贴心送上降准大礼包 。 1月1日 ,央行发布公告称,决定于2020年1月6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不含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 。 释放多少资金?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降准是全面降准 ,体现了逆周期调节 ,释放长期资金约8000多亿元,有效增加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稳定资金来源 ,降低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资金成本,直接支持实体经济。 在此次全面降准中 ,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服务县域的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和村镇银行等中小银行获得长期资金1200多亿元,有利于增强立足当地、回归本源的中小银行服务小微 、民营企业的资金实力 。 同时,此次降准降低银行资金成本每年约150亿元,通过银行传导可降低社会融资实际成本 ,特别是降低小微、民营企业融资成本 。 上述央行负责人表示 ,此次降准增加了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 ,大银行要下沉服务重心,中小银行要更加聚焦主责主业 ,都要积极运用降准资金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 为何选择这一时点降准 ? 实际上 ,临近去年末时就已不断有降准信号释放出来 ,因此央行此时宣布降准基本符合市场预期。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2019年12月2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成都考察时表示 ,国家将进一步研究采取降准和定向降准、再贷款和再贴现等多种措施 ,推动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明显缓解。 此外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意见》提到 ,落实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政策,释放的资金重点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 。 据华泰宏观李超团队测算 ,1月份逆回购/TMLF/PSL到期+春节取现+缴准+财政收缴+专项债发行 ,可能共带来约3.2万亿元的资金缺口 。本次释放长期资金约8000多亿元 ,对春节期间的流动性缺口有一定的对冲 。 天风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廖志明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 ,今日央行宣布1月6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不含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是对前期总理要求的具体落实 ,也可应对1月春节取现、地方债发行等对流动性的冲击,并助力银行1月较大量的信贷投放 ,支持经济稳增长。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鉴于1月份有6000亿元逆回购陆续到期 ,叠加缴税、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春节期间的现金需求等因素,流动性出现压力 ,通过降准释放的8000亿元资金一方面可以满足上述流动性需要,另一方面释放低成本长期资金有利于降低银行资金成本,引导银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是否利好股市 、债市? 对股市来说 ,温彬认为 ,此次降准有利于提振投资者市场信心,对股市将带来利好 。同时,全面降准将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工具逆周期调节作用,稳固当前逐步企稳的宏观经济 ,对上市公司业绩带来提升 。 “此次降准可减轻银行负债成本每年150多亿元,对银行构成明显利好,可直接提升盈利增速约0.6个百分点 。此外 ,降准利于经济更快企稳 ,资产质量有望改善,支撑银行股估值提升,2020年建议超配银行股。”廖志明表示 。 李超团队点评称,降准释放流动性利好股债市场,扩信用发力打响第一枪,对于稳定经济基本面预期及市场风险情绪带来利好 ,降低企业成本也有利于整体股市 ,对银行而言,通过扩信用以量补价,也能对冲降息的负面影响,看好权益市场表现 ,并继续提示政策友好、社融大增 、经济企稳预期升温等几项因素叠加,一季度风格大概率向周期切换 。 债市方面,李超团队指出 ,短期或受益于降准及LPR下行,但后续或受经济企稳预期的冲击 ,短期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空间或不大 。 中航信托宏观策略总监吴照银表示,目前金融市场流动性仍然宽松 ,股市、债市仍很活跃 ,降准在一定程度上会进一步激发交易热情 。但是切记这不是大水漫灌 ,甚至一定程度上央行的资金投放略显不够,因此二级市场投资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适时作出应对。同时观察利率政策会不会作出调整 ,MLF利率以及LPR政策会否下降进而引导金融市场和实体基金利率下行。 楼市“小阳春”即将到来? 楼市方面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从历史看,只要降准 ,对于房地产来说肯定是利好,能缓解资金面压力。降准肯定能够缓解房地产企业的资金压力,另外对于购房者按揭来说也能够相对获得平稳的信贷价格。 不过 ,张大伟也指出 ,本次降准并不是针对房地产市场,是为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房地产方面的调控在短期内并不会出现全面放松迹象 。降准带来的资金平稳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平稳 。2020年楼市走势主要看各地的房地产信贷额度与人才政策力度。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 ,房地产金融环境有望进一步宽松。此次降准不是定向降准,所以客观上也是有助于带动更多的银行贷款进入市场,对于房地产领域有较为积极的作用。 “降准后流动性会有所增加 ,预计LPR基础利率也有进一步下调的可能 。而随着LPR基础利率的下调 ,房地产银行贷款的工作也会调整,这使得房贷利率有进一步下调的可能,既降低了购房成本的降低,也使得2020年3月份存量浮动贷款转换定价方式的工作更好展开 。”严跃进称。 货币政策下一步怎么走? 降准是否意味着稳健货币政策取向发生改变 ?下一步怎么走? 央行有关负责人明确指出,此次降准与春节前的现金投放形成对冲,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仍将保持基本稳定 ,保持灵活适度 ,并非大水漫灌,体现了科学稳健把握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 ,稳健货币政策取向没有改变 。 吴照银认为 ,央行会适时根据市场资金面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当资金紧张时,不排除再通过续作逆回购等方式向市场释放流动性 ,甚至可以预期在一季度的后两个月央行可能再次启动全面降准或者定向降准 。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向《国际金融报》记者指出 ,今年至少会有两次到三次左右的降准,但最终也要取决于整个外部宏观环境 ,特别是美联储的一些政策动作。 温彬也认为,下阶段,全面降准仍有空间和必要,结合定向降准,预计还有2至3次降准空间 。 其他货币政策操作上 ,李超团队指出,1月央行还可能进行其他多项货币政策操作以弥补流动性缺口 ,除逆回购投放 、MLF、TMLF及类似工具以外,提示关注PSL放量及类似TLF、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等创新工具。 “考虑到春节取现对流动性的影响高达2万亿元 ,预计央行还将采取MLF、28天逆回购等工具提供流动性,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廖志明称。(文章来源:国际金融报) (责任编辑:DF512) 郑重声明 :本站发布此信息的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站立场无关。【经济日报评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不会“大水漫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这为明年的货币政策定下了基调 。其具体表述由“松紧适度”变为“灵活适度”,这再度被部分市场人士解读为“放水”的信号 。(经济日报) 近年来,我国坚持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反复强调不搞“大水漫灌” 。即使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向零利率方向趋近,我们也始终坚持稳中求进、精准发力,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 。稳健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货币政策也是一个动态优化过程 ,需要根据形势需要,搭配运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组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这为明年的货币政策定下了基调 。其具体表述由“松紧适度”变为“灵活适度” ,这再度被部分市场人士解读为“放水”的信号 。 将灵活适度等同于“放水” ,是对我国货币政策的误读 。“千招万招 ,管不住货币都是无用之招”。近年来,我国坚持实施稳健货币政策 ,反复强调不搞“大水漫灌” 。即使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向零利率方向趋近,我们也始终坚持稳中求进 、精准发力,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 稳健并不等同于货币信贷零增长,也不意味着银行体系流动性零增长 。当前 ,稳健意味着保持货币条件与潜在产出 、物价稳定的要求相匹配,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近年来 ,随着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化 ,我国广义货币(M2)增速、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随之适时适度调整,M2调整至如今的8%以上 ,社会融资规模增速降至10%以上 ,但总体上看,货币政策保持了稳健取向,M2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速度和名义GDP增长速度大体上相当 、匹配 ,较好地平衡了稳增长、调结构 、防风险之间的关系。 稳健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 。当前 ,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来看,经济金融形势均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要为经济金融健康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货币政策也应该是一个动态优化的过程,需要根据形势需要 ,搭配运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组合。 从外部来看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 ,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 ,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 。从内部来看,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同时,须清醒认识到 ,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 、转换增长动能的攻关期,结构性 、体制性 、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 ,“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在这样的复杂情况下,货币政策要在稳健的基础上,更加审慎、更加前瞻 、更加灵活,根据经济增长、物价趋势等因素变化,实行更有针对性 、更有力的调节。通过精准滴灌,引导优化流动性和信贷结构 ,支持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2018年以来,针对中小微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遇到的融资难题,信贷、债券、股权融资“三箭齐发”的政策组合及时推出,金融部门对小微、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接下来,仍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 同时 ,货币政策还需要与其他政策相互配合,“几家抬”形成合力。货币政策要与财政 、消费、投资、就业、产业 、区域等政策形成合力,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 ,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 。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必须确保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平稳运行 。在稳健的基调下 ,我国货币政策仍需加强逆周期调节 ,加大结构性调整力度,下大力气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更多用改革的办法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文章来源:经济日报) (责任编辑 :DF372) 郑重声明:本站发布此信息的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站立场无关 。
【杨伟民 :中国经济还能增长几十年 最晚2021年消费市场超美国】12月22日,在山东青岛举办的“第三届金家岭财富管理论坛”中 ,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表示,工业增加值在2012年还是8.1%,今年前三季度已经降到了5.6%,这是中国目前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更多产品虽在减产,但消费峰值还没到来,比如汽车 、钢筋 、线材 ,未来弥补一二线城市房屋供给也可以拉动消费和生产,带动经济增长。(21世纪) 12月22日,在山东青岛举办的“第三届金家岭财富管理论坛”中,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表示 ,工业增加值在2012年还是8.1%,今年前三季度已经降到了5.6%,这是中国目前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更多产品虽在减产,但消费峰值还没到来,比如汽车、钢筋 、线材 ,未来弥补一二线城市房屋供给也可以拉动消费和生产,带动经济增长。 杨伟民认为 ,近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城市化 ,2010年中国城市和农村人口都是6.7亿左右 ,比例大体相当 。但到了2018年 ,城市人口已经变成8.2亿 ,农民人口减少到了5.6亿 ,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到了城市,但是他们的住房却没有办法搬到城市去 ,城市也没有给他们准备好住房 。所以说,如果我们的住房制度不仅面向城市的户籍人口,也面向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外地大学毕业生常住人口的话,去建设一些他们买得起、租得起的房子,那么一二线城市的住房就会有大量缺口。要弥补这个缺口,相关产品的消费量和生产量就会拉动起来 ,从而拉动经济的增长 。 对于经济增长 ,杨伟民认为中国经济还可以增长几十年,年度、季度之间增长的快一点或慢一点不是主要问题。 “中国的一大优势就是产业体系完整,配套能力强,所以我们不能自废武功。中国具备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条件 ,我们有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最晚在2021年我们的消费市场肯定就会超过美国。我们有世界最多的大学毕业生、最完整的产业体系 、最强的产业配套能力 ,最庞大的大数据 。人口规模对中国创新是有利的,因为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要靠数据,那么数据从哪来 ?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未来创新发展很有希望,因为我们具备了基础条件 。我们还有最高的劳动参与率 、最勤奋的劳动者,这些条件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再增长几十年 。”杨伟民表示。 但杨伟民也指出 ,中国的问题是结构性、体制性的因素,制约着上述条件转化为现实的增长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明确提出,目前是结构性 、体制性 、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以人口规模等等这些是增长的充分条件,但改革才是增长的必要条件 ,特别是结构性改革 。如果能调动起14亿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性,调动起1亿多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他觉得中国是不愁经济增长的 。因此需要推动金融 、科技 、实体经济、房地产、行政管理、区域治理等各方面的改革 。 下文为杨伟民演讲全文 : 中国经济具备持续增长的条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闭幕,2020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确保“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需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防止经济惯性下滑。大家知道,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速出现了一些下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对此做出全面部署。对此我谈谈自己的一些认识。 “中等收入陷阱”等定律未必适用中国 首先,有些经济学家采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根据其他国家的发展过程总结出了一些所谓的定律或者定理,例如大家熟知的“中等收入陷阱”等等,我认为这些概念未必适合于中国。 经济学研究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理论经济学,另一种是实证经济学。理论经济学主要是通过逻辑抽象和数学推导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结论,而实证经济学其实就是用统计办法把历史上各个国家的统计数据进行归纳总结 ,得出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规律等等 。从历史角度来看 ,一国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以后经济增速必然出现下滑。 过去人们较为信奉这些实证经济学得出的结论和定律,比如配第-克拉克定理、霍夫曼定理等等 ,但我觉得未必适合后起的国家。由于全球化 、科技进步等因素,后起国家并不会完全按照前面国家的路径去走 ,各国的差异其实非常大。观察以往跌入或者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可以看到,中国的人口规模跟这些国家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 。这些国家最多的也就1亿人口 ,而中国超出了十几倍。当然,并不是说人口规模大 ,经济就会自然而然增长,人口规模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但人口规模一定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充分条件。人口规模大,提供了一个有助于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基础条件。 居民高杠杆影响消费增速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快速增长的一个逻辑,就是生产能力增长快于消费能力的增长,但现在,这个逻辑却变成了一个问题。中国已经是世界制造大国 ,但是还没有成为世界市场大国,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生产多 、消费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强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 ,使得国际市场的成长性放慢,所以如果我们要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就必须越来越多地去依靠国内的消费 。这是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实际运行的情况,消费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因为我们的潜在市场很大。 但现在的问题是,消费增长开始放缓 ,一个直接表现是社会零售总额的增速下滑,而原因之一就是居民的高杠杆,2008年到2018年,我国居民杠杆率上升了30多个百分点 ,如果按照这个口径计算,那么居民负债总额现在是50多万亿,而居民收入总额是40万亿,居民负债已经大于居民收入总额。社科院去年发了一个报告 ,居民还本付息金额与可支配收入之比接近40%。我还看到过一个数据,2013年城镇居民消费占收入的比重是69.8%,基本70%的收入用于消费 ,但是到了2018年 ,这一数字就降到了66.5%,下降了3.3个百分点 ,也就是居民的消费力下降了。为什么收入增加但消费下降 、储蓄率也在下降?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居民收入用于还贷了。城市居民必须每个月拿出一定的收入还贷 ,这样的话势必会影响当期消费 。 传统工业产业仍有很大市场空间 社会零售总额增速下滑直接带来的结果就是工业产品的减产。2007年至2018年,89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中,有57种即64%的产品产量比2007年以来的历史峰值出现减产 ,而且减产的幅度相当大。当然,这里面的产品不全是消费品 ,但是投资品的减产最终也会反映到消费上来 。 减产直接的后果就是工业增长的下降 。经济增长其实很简单 ,产量增加了,GDP可能就上来了 ,所以工业生产下滑实际上是导致现在经济下滑的主要因素。大家也都知道了,工业增加值在2012年还是8.1% ,今年前三季度已经降到了5.6%,这是中国目前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 工业品为什么减产呢?我觉得有几种情况 : 有的是达到了物理性的消费峰值,比如煤炭 ,消费量不会再增加了,无论它的价格怎么变化 ,在中国的消费量也不会再增加了。煤炭消费量在2013年达到峰值为42亿吨 ,到2018年就已经下滑至38亿吨,期间虽然也有波动 ,但都没有超出42亿吨,所以它的产量也在下降 。有的是被新产品替代了 ,比如传真机,现在的产量较历史峰值减少了80% ,因为它已经被新的产品替代了 。有的是资源枯竭 ,比如原油是在减产的。 但是,更多的产品减产是因为消费峰值还没有到来 。也就是说,从潜在消费需求来看 ,这些产品的消费增长空间还很大,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当期的购买力不足 ,进一步导致产品产量减少。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汽车,汽车实际上是影响社会零售总额下滑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现在的汽车千人保有量只相当于日本上世纪70年代初和韩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 ,我们的汽车消费潜力还是相当大的。 再比如说,相对于现在的需求 ,钢筋 、线材这些传统工业产品,根据现在的消费需求来看,产量是够了 ,2014年是这两个产品的峰值,2018年分别比2014年减少了7.7%和16%。但如果考虑到两亿多农业转移人口和每年大约800万的毕业生,并且这些人在城市还没有完整的、功能比较完备的住房,我觉得钢筋 、线材的消费峰值其实是没有到来的。 近十年来 ,中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城市化 ,2010年中国城市和农村人口都是6.7亿左右,比例大体相当 。但到了2018年,城市人口已经变成8.2亿 ,农民人口减少到了5.6亿,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到了城市,但是他们的住房却没有办法搬到城市去,城市也没有给他们准备好住房 。所以说,如果我们的住房制度不仅面向城市的户籍人口 ,也面向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外地大学毕业生常住人口的话,去建设一些他们买得起 、租得起的房子,那么一二线城市的住房就会有大量缺口 。要弥补这个缺口 ,相关产品的消费量和生产量就会拉动起来,从而拉动经济的增长 。 因此,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在强调“房住不炒”的同时,也提出了要“加大城市困难群众住房保障工作,加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大力发展租赁住房。”我们的住房现在可能总量够了,但是上世纪80年代建的房子,功能并不是很齐备 ,所以要进行改造提升。2亿多新市民在城市尤其是一二线城市是不可能一步到位买得起房子的,即使首付付得起 ,收入也可能都不够还贷。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这四句话 ,都是要增加住房短缺城市的住房供给。 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的传统工业产品绝大多数并没有达到物理性的峰值 ,这和产能峰值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说钢铁的产能达到了峰值 ,但是不好说消费达到了峰值 。下这样的判断需要去观察历史的时点,为什么说煤炭已经达到了物理性的峰值呢 ?因为从历史上来看,从2013年峰值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几年,中国也承诺了二氧化碳减排的目标 ,我们要压煤发展新能源,所以煤炭肯定是到了峰值了。物理性峰值跟价格没有关系 ,价格无论升降,都不会太影响消费。 所以,传统产业其实仍有很大的市场空间。现在强调产业升级、动能转换,我认为不是要求各地都要一窝蜂去发展新兴产业 ,也不是都要一刀切去关停传统产业 。我们可以用新技术 、用数字经济的办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优化生产供给,减少污染,提高质量。我们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需要化工产品 ,仍然需要沙子、石料,人们需要生猪 ,但我们应该用更清洁、安全、可持续的办法去生产。 近期需要推动的几项改革 中国的一大优势就是产业体系完整 ,配套能力强 ,所以我们不能自废武功 。中国具备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条件,我们有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最晚在2021年我们的消费市场肯定就会超过美国。我们有世界最多的大学毕业生 、最完整的产业体系 、最强的产业配套能力 ,最庞大的大数据。人口规模对中国创新是有利的,因为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要靠数据,那么数据从哪来 ?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未来创新发展很有希望 ,因为我们具备了基础条件。我们还有最高的劳动参与率 、最勤奋的劳动者……这些条件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再增长几十年 。 当然,年度 、季度之间增长的快一点或慢一点,我觉得都不是主要问题。我们的问题是结构性 、体制性的因素,制约着刚才说到的这些条件转化为现实的增长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明确提出,目前是结构性、体制性 、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 ,所以人口规模等等这些是增长的充分条件,但改革才是增长的必要条件,特别是结构性改革 。如果我们能调动起14亿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性,调动起1亿多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积极性 ,我觉得中国是不愁经济增长的。 就近期而言,我觉得需要加快推动以下几方面的改革 。 在金融领域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对金融改革的阐述最多,为什么?因为现在金融业成为影响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问题 。去年就专门提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也讲了很多金融业的改革。 我们要加快提高直接融资 ,特别是股权融资的比重 。财富管理最后还是要投资于实体经济。要平衡好防风险和支持实体经济之间的“度”,这非常重要,我们既要防风险,但也别忘了金融本来就是为了服务实体经济的 。为了防风险把钱都抽回来,没了实体经济,金融的“血液”往哪流?要扩大股权融资来源 ,健全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 ,切实发挥资本市场优胜劣汰的功效。银行体系也需要逐步优化,银行体系要适应国企 、民企、外企长期并存 ,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长期并存的现实,完善银行体系结构,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业 。要开发更多适应科技企业、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制造企业升级的金融产品。现在我们对制造业的金融服务要升级,但是过去的一些金融贷款产品可能已经不太适应现代制造业的需要了 。 中央经济工作会明确要求,明年要降低融资成本,因为只有降低融资成本 ,才能让民营企业看到投资是有回报的。同时要减轻居民还贷压力 ,这个表面上银行的利润会少一点 ,但只有带动消费和工业回升 ,银行贷款才能有对象。 在科技领域 ,要建立发明科技成果产权制度,从“谁出资谁拥有”转变为“谁研发谁拥有,谁转化谁受益”。目前我们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试点 ,今后这项改革如果推开 ,相信会涌现大量的成千上万的科创企业 。 在实体经济领域 ,要加快建立市场出清制度,形成市场化、法治化的有序出清 。从2015年中央提出结构性供给侧改革开始,历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必提出清僵尸企业 。这方面我也做过调研,确实有很多难点,比如要调整僵尸企业欠税及滞纳金管理办法 ,分类组织僵尸企业统借统还,或齐全的担保债务 ,健全破产管理人制度,打通企业当中不同部门不同规定造成的死结。但这件事情如果不做,未来将更麻烦。 在房地产领域,要加快建立租售并举的住房保障制度 ,统筹推进非户籍人口在城市居住、农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住房公积金、住宅政策性银行、租赁市场规范等改革。 在行政管理方面,要提高治理能力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营商环境总体是改善的 ,但在部分领域仍存在着认证许可难、牌照申请难 ,部分地区存在着新官不理旧账、一刀切的做法 。所以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从系统论出发 ,优化经济治理模式 。这次中央专门讲了四个重要认识 ,都是有针对性的,其中一个就是要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模式,加强全局观念,单从本地、本行业 、本领域出发去做是有问题的,要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动态平衡的难度比较大 ,但是至少要先做到平衡 ,不能只顾一方面。 在区域治理方面 ,要加快建立空间治理体系,按照经济、社会 、环境(大气和水) 、生态、流域、城市、城市群的不同要求 ,比如 ,城市治理和环境治理的要求不一样 ,空间治理当然也就不一样,这样才能精准确定空间单元,实行经济化的治理。现在经常说的“一刀切” ,就是因为没有在头脑中树立空间治理、空间单元的概念。一个地区和另外一个地区自然环境不一样、功能不一样 ,如果采取同样的要求和目标,肯定就会造成所谓的“一刀切” 。 (文章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责任编辑:DF075) 郑重声明 :本站发布此信息的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站立场无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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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伟民 :逆周期调控不能强刺激也不能弱调节 “把钱花在刀刃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伟民在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指出 ,明年要把握好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 ,既不能大水漫灌强刺激 ,也不能小水漫灌无感觉 ,衡量的尺度之一就是是否激活了微观主体的活力。(21世纪) 12月24日,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国是论坛2019年会在北京举办。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伟民在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指出 ,明年要把握好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既不能大水漫灌强刺激,也不能小水漫灌无感觉 ,衡量的尺度之一就是是否激活了微观主体的活力 。 他强调,要树立全局观念 、整体意识,把握好多重目标的平衡,不能只看单一目标 ,只顾一点,不顾其余,不能为了个体的所谓的“正确”,带来全局的整体的错误 ,特别是在目前经济下行期 ,要更加注重稳增长,不能让各种约束性的政策集合用力。 他指出,五大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整体 ,不能够拆分。要充分考虑各项政策的综合影响,做好事前的调查研究和评估 ,抓好政策的落实 ,不能搞形式主义 。“比如一说创新 ,各地区就一窝蜂的搞新产业 、人才大战 、一刀切的关停传统产业 ,这样会带来一些新的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 。” 以下为演讲全文: 中央经济工作会刚刚闭幕,对明年的经济工作做了全面的部署 ,借这个机会我谈一些自己的学习机会,供大家参考。 第一,关于形势判断 。 准确判断形势实际上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前提 ,中央经济工作会对形势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判断 : 1 、对今年成就的判断 。“十三五”规划主要指标 、进度是符合预期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经济增长可以保持在预期目标之内。有两个数字也发布了:今年GDP接近100万亿,人均GDP将突破一万美元,这两个数我觉得确实有重要的标志意义 ,说明中国经济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今年这样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下 ,取得这样一个成就实属不易。 2 、对经济下行及其原因的判断 。去年的判断说的是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今年一季度是说存在下行压力,因为一季度还是不错的 ,但是现在的判断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这个“加大”是符合实际的,因为从一季度到三季度确实是在走低 。 经济下行的原因既有国外因素,也有国内因素。国外因素,众所周知主要就是世界经济的增长持续的放缓 ,特别是贸易摩擦的影响。国内因素 ,主要就是因为我国正处于转方式 、调结构、换动能的这样一个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 、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这次把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放到了前面,这是我们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时代背景。 3 、对趋势的判断 :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 4 、对世界经济的判断: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我们已经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 第二 ,关于重要认识。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规律性认识,今年又提出了四个“重要认识”,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 。 1、要求逆周期。既不能顺周期 ,也要把握好逆周期的度,也就是说不能强刺激,也不能弱调节。衡量的尺度之一就是是否激活了微观主体的活力 ,这是一个增长的基础 。从根本上来增强增长的能力 ,就是必须坚持供给侧改革为主线,逐步解决长期性的结构性、体制性的问题 。 2、要求讲究方式方法。方向目标明确以后,方式方法实际上就成了决定性的因素 ,方式方法如果出现问题 ,那么方向有可能出现偏差,目标也有可能落空。 所以要求树立全局观念 、整体意识,把握好多重目标的平衡,也就是说不能单一目标,不能只顾一点,不顾其余,不能为了个体的“所谓的正确”,带来全局的整体的错误 。 当然目标平衡是一个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特别是在现在目前经济下行期,要更加注重稳增长,不能让各种约束性的政策集合用力 。 3、要求加快改革 。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是结构性、体制性的,我国经济的潜能是很大 ,但是目前的体制机制的障碍制约着这种潜能转化为现实的增长。所以,必须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的开放 ,逐步激活潜能。 4、要树立底线思维 、强化风险意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第三,关于新发展理念 。 会议把贯彻新发展理念作为首项任务 ,这个是不多见的 。这方面存在说得多、做得少,不会做 、不愿做的问题。比如,在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候,忘了新发展理念 ,以及分拆新发展理念,只抓一点,缺乏整体、全面、全局的观念。 要树立全面整体的观念 ,五大理念是一个整体,不能够拆分。比如一说创新,各地区就一窝蜂的搞新产业、人才大战、一刀切的关停传统产业等等,这样的话 ,创新也许上去了 ,但是会带来一些新的不平衡 、不协调的问题 。 要充分考虑各项政策的综合影响 ,要做好事前的调查研究和评估,抓好政策的落实 ,不能搞形式主义 。 第四 ,关于民生问题。 明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所以要全力打好三大攻坚战,这是经得起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标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光是贫困人口,全体人民都要应该有获得感,所以在打赢三大攻坚战的同时,要确保民生、特别是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和改善 。 明年首项任务是贯彻新发展理念,任务二是打好三大攻坚战,任务三就是改善民生。也就是把民生放在了宏观政策和产业区域发展之前,过去往往是放在后面的。 改善民生既要建立在经济发展特别是财政、收入增长的基础之上 ,就是财政要可持续,也要把扩大消费放在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改善民生与经济增长是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的。比如说会议提出,大力发展租赁住房,既是民生同时也增加了住房的供给,对上游产业又是一个需求 ,可以拉动住房及其相关产品的增产 ,促进经济增长。 第五,关于宏观政策。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确保经济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 。宏观政策总的是三大政策的协同: 1、宏观政策要稳 ,要保持财政 、货币政策的稳定性 ,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实现“六稳”。 2 、微观政策要活 ,就是要瞄准微观市场主体活力不强的问题来深化改革和制定政策。 目前国企、民企 、外企(国家三大市场主体),都一定程度的存在活力不强的问题 ,当然在经济下行期这具有必然性,但是各自的痛点是不一样的,最近中央出台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文件,其实就是瞄准民营企业目前面临的痛点 ,激活民营企业活力一个改革的举措 。 3 、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要确保民生 ,特别是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和改善 。 随着减税降费力度的加大 ,部分基层出现了财政支出面临较大的压力 ,要确保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三保”的支出,不能出现缺口 。 需要注意的是 ,要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 ,既不能大水漫灌强刺激,也不能小水漫灌无感觉。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要点是要提质增效,因为在财政收入增长减缓的条件下,又要保持逆周期的力度,财政政策需要更加积极,就是必须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把钱花在刀刃上。 货币政策的要点是要灵活适度,也就是说根据短期经济运行的边际变化,针对不同的问题应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 ,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 这一次会议特别提出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这样的要求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新的任务,这是当前非常重要的举措。目前实体经济利润过低,民间投资低迷、消费减速等深层次的原因之一就是融资成本还是过高 。银行利率一枝独秀对国民经济大局而言不是一件什么好事儿。 第六 ,关于高质量发展。 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以来的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今年仅是新闻稿就出现了七次 ,其内涵和要求还在不断地拓展。 要坚持“巩固、增强、提升 、畅通”的八个方针 ,坚持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两个轮子,在深化供改上持续用力,这里面包括加快农业供给侧改革,加快生猪生产,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科技成果转换应用,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 ,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 ,降低企业的用电、用气 、物流等成本 ,有序推进僵尸企业处置 。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用市场机制和科技创新两大动力来推动服务业的发展,还有加强战略性、网络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会议提出一些新的内容和要求。 区域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要实施好中央已经确定的六大国家战略外 ,要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承载能力,这个是在今年五次财经委会以后已经明确的一个政策方向,这个方向是非常重要的,对未来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是至关重要。 第七,关于改革开放 。 会议强调了几项与激发经济潜能密切相关的改革,包括改善民营企业发展环境 ,现在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实际上是最困难的,我们说企业比较困难主要就是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 而他们是经济发展 、特别是稳就业、稳收入的主体 ,所以会议提出要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完善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未来中小企业的政策措施,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完善。 资金和土地两大生产要素的错配是目前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的集中反映,所以会议提出要改革土地计划管理方式 ,这个是过去没有提过的。土地计划管理,我们过去是叫计划管理,但是40年过去了,要改革这方面的制度。同时 ,要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开放方面,会议要求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 ,继续缩减外商负面清单 、降低关税总水平 ,这些措施都已经在落实了。(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责任编辑:DF075) 郑重声明 :本站发布此信息的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 ,与本站立场无关 。